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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董卓传》云：“椎破铜人十及钟鐻，以铸小钱。”《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英雄记》云：“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至董卓而铜人毁也。”

　　“大人”十二见于临洮，班固以为“天戒”，“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而秦始皇却“反喜以为瑞”，所谓“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其出发点也在于顺应天意。“大人”“见于临洮”，出现时，“皆夷狄服”，班固理解为“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这可能与临洮当秦地西边，正当与“夷狄”相交的文化界点有关。不过秦始皇反而变本加厉，大行“奢淫暴虐”之政，其中就包括“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临洮地方，成为长城工程的代表性象征。“大人”之“见”，也被班固解释为“明祸乱之起”的先兆。而果然“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灭亡秦王朝的大起义，竟然确实是由前往戍守长城的戍卒陈胜发起。

　　《国语·鲁语下》记载：“吴伐越，隳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问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所谓“封、嵎之山”，韦昭注：“今在吴郡永安县也。”“长狄”事又见《穀梁传·文公十一年》。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汪芒氏”写作“汪罔氏”，并明确其为“釐姓”：

　　南宋诗人林景熙曾著《蜃说》，记述了亲见海市蜃楼变幻的情形，起初见“海中忽涌数山”，后又出现“城廓台榭”，“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又移时，或立如人，或散如兽，或列若旌旗之饰，壅盎之器，诡辨万千”。明末方以智转记他人所见“海市”情景，有“忽艨艟数十扬幡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眼，朱旆蔽天”等文字。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写道：“广州之虎门合兰海，每岁正月初三、四、五日现海市。城阙楼台，车骑人物，倏忽万状。康熙丙辰见戈甲之形，粤有兵变。黄太冲宗羲亦言宁波有海市。该东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见以四、五月，广见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异耳，鄞之见不言定期。”

　　在秦始皇“初并天下”，实现统一的当年，就出现了“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的异象，于是，“销兵器，铸而象之”。在“是岁始皇初并六国”的时代背景下，从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心理出发，联想到东方“大人”神话，对于西边的这一神秘现象自然会“喜以为瑞”，除了“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而外，秦始皇次年的陇西之行，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内陆地区发现海市蜃楼的记载，其实不绝于史。例如《晋书·苻坚载记下》：“自坚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长安有‘水影’，远观若水，视地则见人，至是则止。”《隋唐嘉话》卷下也记载：“神龙中，洛城东地若‘水影’，纤微必照，就视则无所见。”《旧唐书·五行志》也记载了这一现象：“神龙二年三月，洛阳东七里有‘水影’，侧近树木车马之影，历历见‘水影’中，月余方灭。”又如《书·五行志三》：“神龙二年三月壬子，洛阳城东七里，地色如水，树木车马，历历见影，渐移至都，月余乃灭。长安街中，往往见‘水影’。昔苻坚之将死也，长安尝有是。”“大历末，深州束鹿县中有‘水影’长七八尺，遥望见人马往来，如在水中，及至前，则不见水。”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有“海市山市”条，又有“阳炎水影旱浪”条。其中写道：“燕、赵、齐、鲁之郊，春夏间，野望旷远处，如江河白水荡漾，近之则复不见，土人称为‘阳炎’。”又说到《晋书·苻坚载记下》建元十七年长安有“水影”事，称“亦谓之‘地镜’”。又写道：“陆友仁曰，宋宝祐六年四月，常州晋陵之黄泥岸亦有此异相，传呼为‘旱浪’。”方以智以为这都是大气变化引起的特殊光象。“其气平者为阳炎、旱浪，其气厚者为山市海市矣。”揭暄注《物理小识》指出，海市蜃楼是普遍的现象，“山海都地皆得见之”。他和游艺在《天经或问后集》第四册《山城海市蜃气楼台图》注记中还写道：“其盛则明，气微则隐，气移则物形渐改耳。在山为山城，在海为海市。”

　　《左传·哀公元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杜预解释说，“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礼记·郊特牲》规定郊祭仪程，也说：“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同样以“十二”为“天数”。郑玄注：“天之大数，不过十二。”《汉书·律历志上》也有这样的内容：“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太平御览》卷七一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董卓正是陇西临洮人，《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以秦始皇铸铜人为“凶暴”，似乎不无历史偏见之嫌。其实，《英雄记》所谓“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正意味着“金人十二”曾经被看作政治成功的一种象征，被看作统一事业的一种象征，被看作天下安定的一种象征。由这一角度来读司马迁对于此事客观主义的记述，应当理解当时大一统意识已经成为具有充备社会影响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时代精神的主体这一文化史的现实。

　　《文选》卷一○潘岳《西征赋》：“金狄迁于灞川。”李善注：“潘岳《关中记》曰：‘秦为铜人十二，董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次道南。’铜人，即金狄也。”《水经注·渭水下》也写道：“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见蓟子训与父摩铜人曰：‘正见铸此，时计尔日，已近五百年矣。’”蓟子训摩铜人故事，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蓟子训》：“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年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说到秦铸铜人，汉代置长乐宫门前，“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也”。张守节《正义》也引《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国内近年有学者根据这些记载，以及贾山《至言》所谓“秦皇帝”“悬石铸钟鐻”等，又注意到“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由六具钟虡铜人承托’”，于是以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以及同篇引贾谊《过秦论》所谓“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铸钟金人不当分开理解，断定“销锋改铸为钟虡一物”，“把钟鐻、金人断作两种名物”“是值得商榷的”，或说“钟鐻与金人系同一物”，“就是销熔兵器，铸成了十二枚铜质人形的鐻”。被看作“确凿的证明”的，是扬雄《甘泉赋》所谓“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论者认为“扬雄所述即秦之钟鐻编钟”，而其认识基点在于“秦汉时该编钟放置于甘泉宫”，阿房宫时尚未建成，“况且，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钟鐻金人倘若置阿房宫中，当随之化为灰烬，汉人又怎能将其徙于长乐宫或未央宫呢？甘泉宫离咸阳70多公里，所以幸免于被难”。这样的观点得到附和。有的学者还说：“让十二金人充当钟鐻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些代表符瑞的金人是用兵器铸成的，让它们来承托乐钟无疑是象征着和平与安定，恰好可以向天下人表明秦始皇偃武修文，维护统一的思想，这正是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根源。”

　　此外，按照以为“钟鐻与金人系同一物”者的观点，金人为鐻，下层6枚，高6.93米，第2层亦6枚。以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上下3层，承托钟架的佩剑铜人（包括头顶的榫）最高为0.96米，而钟架通高2.73米的比例计，则高6.93米的金人所承托的钟架高度应当达到19.71米。高度近20米的编钟，规模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姑且不论当时的铸造技术可否达到这样的水平，设想即使确实创造出这样的铸焊技术史上的奇迹，然而却并没有在史家笔下留下记录，也是不可思议的。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极言阿房宫前殿之高大，也只说“下可建五丈旗”，以现今尺度核计，当时的“五丈”，也不过才11.55米。如果宫前列立的金人竟然高于最宏伟的大殿，也是不可理解的。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即分说“钟虡”与“金人”。至于扬雄《甘泉赋》所谓“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则可能是如同曾侯乙墓相类似的“金人”。《汉书·郊祀志下》记载：“〔汉宣帝甘露元年〕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虡铜人皆生毛，长一寸许，时以为美祥。”甘泉宫“承钟虡”之“金人”，与所谓“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虡铜人”当然性质相同，可见秦汉宫廷应用“钟虡铜人”确实相当普遍，然而却与秦始皇销天下兵器所造铸的“金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司马贞《索隐》：“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所谓“坐高三丈”，或者“坐高二丈”，不知是说铜人坐姿，还是指铜人之“座”即董卓所“椎破铜人铜台”之“铜台”。如果取坐姿，则当为跽坐，如出土跽坐秦俑形式，然而与临洮所见“大人”“长五丈”之立姿不一致，如此则大约铸作时并非绝对“象之”，或当另有深意。不过，《三辅黄图》卷一说“坐高三丈”，又说“立于宫门”，对于这里所谓“坐”与“立”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我们现在还难以确知。有学者以为，“金人为坐相是毋庸置疑的，也因此王莽才会‘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此说还可以讨论。而“列坐于司马门外”之所谓“坐”，或许只是放置的意思。

　　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故卫恒《叙篆》曰：秦之李斯，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说秦始皇二十六年临洮所见“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考察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一区（T1K、T10K、T19K）出土的157件陶俑，足至顶高平均176.79厘米（最大数值为186厘米，最小数值为168.5厘米），脚长平均27.50厘米（最大数值31厘米，最小数值22.8厘米）。1按照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铜尺长24.1厘米的尺度计“足履六尺”，相当于144.6厘米。按照秦俑身材比例，则身高大约合929.59厘米，相当于当时尺度3.86丈。很可能“金人”的铸作，是以“足履六尺”为准计定的身高。如此则正与其高“三丈”的传说大体符合。根据这样的分析，似乎也可以否定“金人为坐相”的说法。

　　马非百先生曾经采录《广弘明集》及《释迦方志》引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中有关“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房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的说法，并且以为“秦始皇时，有外国沙门东来”，《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就是“同类之记载”。

　　马非百先生说：“始皇铸金人，乃中国有金属铸象之开端。《孔子家语》载孔丘见金人，三缄其口，乃是魏王肃伪造，不足置信。当时金人被置于宫庭中。”“自始皇铸金人以后，秦汉所造宫殿，大都模仿其制，铸为金人以为装饰。”“可见始皇铸金人所遗后代影响之巨。然此事实含有极深之宗教意味，而且与西域佛教有密切之关系。考秦时临洮，即现在甘肃之岷县。在当时，与匈奴及氐羌毗邻。汉武帝时，匈奴已有‘祭天金人’，可知佛教在匈奴已开始盛行。而始皇时十二大人之发现，正是从毗邻匈奴之临洮传说而来。当时官吏报到朝廷，在中国固有之神秘观念中，以为是国家祥瑞。适值始皇大修宫殿，而宫殿是‘仿太紫之圆方’者，于是铸成金人，置于其中，以示宫殿之雄伟。佛教佛陀身长丈六，作紫磨金色，佛教中之护法天师亦多高大而金饰，与始皇所铸之金人‘重各千石’者正相符合。且传说中之大人‘皆夷狄佛’（今按：‘佛’，‘服’之误写），故始皇所铸之金人，服饰亦与中国不同。此种采用夷服之作风，在以后各代莫不皆然。”“金人所以被称为金狄、长狄者，即在于其身量之高大，金光辉昱，而服装又不同于中国。”“此种金人，又显然为一种坐像。凡此，皆足以窥见外来之色彩。”

　　马非百先生注意到张衡《西京赋》所谓“高门有闶，列坐金狄”，何晏《景福殿赋》所谓“爰有遐狄，镣质轮菌，坐高门之侧堂，彰圣主之威神”，他写道：“盖高门即皋门，是帝宫五门中之外门，亦称为端门。‘皋门像征紫宫，有十二之藩臣’。《史记·天官书》以此秦宫中列坐之十二金人，依星位形式，应为东首五尊，西首五尊，中间两尊。虽不完全相合，但已具有后世中国佛寺山门天王殿之格式：即中间向外为弥勒，向内为韦驮，两旁为四大天王。”

　　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司马贞《索隐》：“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司马贞对《汉书音义》“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的说法提出异议，以为：“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甘泉也。”张守节《正义》则指出：“《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案：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

　　《汉书·霍去病传》：“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对于“收休屠祭天金人”，颜师古注：“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张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